朱卫国：从抗击疫情看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面对动荡时，最危险的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依然用老思维、老做法去应对动荡。”

日前，在由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CHIMA）指导、《中国医院》杂志社主办、数字认证公司承办、HIT专家网协办的“后疫情时代医院诊疗模式思考暨互联网医院建设交流会”上，北京协和医院信息管理处处长朱卫国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来描述疫情来临时，需要更多的新思路、新方法推动信息助力抗疫。

朱卫国认为，疫情是“催化剂”，它推动医疗服务模式步入转型与创新的快车道；疫情也是“放大镜”，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

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这个“狡猾”的敌人，医院信息化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围绕着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大关键要素。CHIMA《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院信息工作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医院信息化举措占比前五的应用为互联网咨询、预检分诊、远程会诊、健康码通行证、远程协同办公等。朱卫国简要介绍了北京协和医院在疫情期间的部分信息化举措。

在互联网咨询方面，北京协和医院在2月10日开通线上发热咨询，2月17日开通线上专科咨询，共有49个专科、近千位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了咨询服务。

在预检分诊方面，北京协和医院App新增“填写病史”功能，患者通过App挂号、取号时，可自助填写疫情相关病史信息以及本次就诊病史信息，并由医生工作站直接调用。疫情“三史”（发热史、疫情高发地区旅行史/居住史、可疑症状人员接触史）及病史的前置采集，可减少医患接触时间，提高医生问诊效率，减低潜在的交叉感染风险。病史前置填写的比例已超过App挂号患者的60%。同时，门诊医生工作站增加发热门诊近期就诊标识，提醒医生遇到此类患者注意详细询问、重点关注。

在远程会诊方面，基于协和远程医学中心，北京协和医院与协和援鄂医疗队之间多次开展前后方远程会诊。这种多学科顶级专家齐聚、前后方连线的远程会诊模式，在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借助VPN、CA认证数字签名等相关技术，放射科等影像科室实现了居家远程PACS阅片、报告签发等功能。疫情期间，放射科75%以上的报告实现了远程书写与签发。

放射科医生居家远程PACS阅片

在健康码通行证方面，为落实三级防控，北京协和医院推行院区电子通行证，提供二维码、短信、PAD等多种信息采集方式，支持中英文填写，后续又增加了行程校验功能。

除此之外，北京协和医院还通过一些“小改动”，为疫情期间患者看病、取药提供方便。比如，在北京协和医院App的“处方查询”模块下，添加“下次可开药时间”提示，方便患者准确安排预约挂号开药时间，减少疫情期间的无谓往返。

北京协和医院App新增“下次可开药时间”提示

“需求快速实现在疫时，功夫点滴积累在平时。”通过以上信息化抗疫举措的举例介绍，结合近期众多其他医院同道的分享，朱卫国认为，疫情刚需的确助推了医院的信息化建设，解决了医疗本源刚需问题，更好地为临床和患者提供了服务。

在疫情的推动下，医疗机构的组织、运营、服务模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身处时代发展的浪潮之中，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感知、适应这种变化，也在思考与创造着变化后的未来。医疗服务模式将会如何发展，或者说有哪些问题值得探讨？朱卫国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疫情正在推动医院的诊疗服务模式转型，从“线下+线上”的松散结合，转向“线下+线上”深度融合。随着服务空间的不断拓展、场景的不断延伸，诊疗服务也将从开环走向闭环。过去，患者与医院之间的连接往往是单向、不对称的，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医院很容易触达患者，患者却难以找到医生。而在新的技术环境下，这种不对称正在被逐渐打破。

“互联网诊疗正在迎来春天，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朱卫国认为，这种挑战存在于技术、安全与管理等多个方面。在技术方面，比如线上诊疗的查体问题，目前尚未解决，未来可能有待于远程触诊技术的突破。在安全方面，需要引入切实可行的技术手段与监管机制，确保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各参与方身份的真实性、资质的可靠性以及行为责任的可追溯性，确保患者隐私和医疗数据的信息安全。而在管理方面的挑战也不小。“如果医院带着常有的‘甲方’心态去做线上服务，与第三方平台相比，是否有竞争力？医生之前都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工作，互联网诊疗的工作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是坐班制，还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还是按需选择？绩效分配模式又应如何调整？”朱卫国认为，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医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

对于医护人员而言，疫情让他们提前感知了未来可能的工作模式：从只在诊间与院内提供医疗服务，变为在家里、在出差途中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提供在线服务；援鄂期间，医院前后方的联动非常频繁，医生会更多地感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线上MDT（多学科联合会诊）可能会成为常态。

对于整个卫生健康系统而言，医疗业务与公共卫生业务将由原来的“弱联系”转为“强联系”，医疗信息也将从原本相对独立的状态，转为与交通、通讯、民政、公安等信息相互融合，由此也会对医疗机构的业务管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朱卫国还特别提到了如何让科技更有温度、更具人文关怀的问题。“医疗信息化的目的之一是方便患者，但我们也看到了部分年长患者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听到了他们的一些抱怨。”信息化在架起桥梁的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数字鸿沟”，这是值得考量的问题。

朱卫国认为，日常医院信息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问题，在疫情期间被暴露或放大出来。这也为今后的工作指出了一些方向。

比如，核心信息系统架构的弹性挑战。疫情等突发状况会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业务需求，医院的信息系统能否从容应付？是必须开发，还是通过配置就能完成？这考验着医院核心信息系统的架构弹性。

重视数据标准化建设。在疫情数据上报过程中，由于疾病统计时间点不同、确诊病例定义变化等因素，导致统计数据前后出现差异，相关人员有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解释。这也充分说明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工作非常重要。

隐私信息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最近苹果和谷歌打算联合利用手机蓝牙，记录所有用户的行踪轨迹，这显然会涉及隐私问题。但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寻找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人员等需求又是刚需，此类需求可能需要借助“场景化授权”与“公民知情同意授权”等方式来解决。

网络安全工作不容有失。调查显示，疫情期间，11.3%医院的信息系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攻击或其他安全事件。守卫医疗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防线，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一丝一毫也不容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