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剑峰：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一项国家战略

　　1.2019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首次将数据作为“第五要素”纳入到生产要素之中；

　　2.2020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化市场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3.2021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纲要目标》正式发布，提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划；

　　4.2022年1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试点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划；

　　5.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鼓励市场主体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机制；

　　6.2022年3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

　　7.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当年12月正式发布。该意见创新数据产权概念，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首次提出“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

　　8.2023年8月21日，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正式鼓励和推进企业数据资源入表；

　　9.2023年10月25日，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成立。

　　从以上时间轴国家发布相关重要的战略文件和规划来看，包括以下重要含义：

　　一是，2019年是我国“数据要素”正式诞生的“元年”，而且至今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从它发布的时间节点来看，也正好是我国颁布“十四五”规划纲要之前。回顾“十四五”以来，各行各业广泛开展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来看，已经纳入到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中来。

　　二是，“数据要素市场”作为各行各业数据驱动的“基础设施”，从顶层的制度设计、流程细则、组织架构、可及目标来看，未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径也会越来越清晰。

　　三是，为未来数字经济下，各行各业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的融合创新，打下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二 新“四梁八柱”顶层设计

　　基本战略需要通过一个稳定的基础架构来支撑和表达。从“数据二十条”的内容来看，除了“三权分置”重要理念的提出，其中更重要的成果是首次提出了我国在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市场要素化配置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项新的“数据要素经济制度”。这项“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是顶层设计的“四梁“——数据产权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要素治理制度(以下简称“四大制度”)，以及支撑顶层“四梁”并与之相配套的“八柱”：

　　支撑数据产权制度——反映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主体权的保障、反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用益权的保障；

　　支撑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对于全流程合规与监管的数据管理、对于数据场内、场外交易的要素加工与运营的管理；

　　支撑数据分配制度——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数据流通的管理、关于数据要素收益合理分配基于会计管理准则的调节机制；

　　支撑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核心是关于数据要素“两大基线”的治理和评价：一个是关于数据质量的治理评价，一个是关于数据安全的治理评价。以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用”的治理目标。

三 “四大制度”是数据要素化下新“经济制度”的体现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当下数据要素化市场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来进一步理解“四大制度”产生的由来。我们知道在社会经济实践体系之中，“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了经典的“铁三角”结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就有着这样描述三者关系的表述以及丰富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演绎：

　　1.“生产要素”影响、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数据要素作为新的第五要素，将和土地、资金、技术等传统要素一样，一定会决定未来社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生产力”是指人们生产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构成一个生产关系总体的“各个环节”。所以从“四大制度”的内容来看，其实就是对数据要素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对新生产关系中“各个环节”的“重新定义”。

　　3.“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因此，“四大制度”作为一种新“经济制度”，也决定了未来数字经济下“新生产关系”的定义与构成，也一定会对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新生产关系”起到决定的作用。“数据要素市场”未来也一定会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

　　4.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力，所以先进的“新质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实践体系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也会对“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的反作用力；

　　5. “经济基础”主要指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建筑”，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未来“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会决定未来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的科学发展。

　　所以“数据二十条”中提出的“四大制度”，在当今新形势下有着以下社会经济学新特征。

　　第一个特征：它是我国未来数字经济下为“数据要素市场”度身定做的新“经济制度”。

　　第二个特征：“四大制度”紧紧围绕“数据要素”这个新型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新型生产关系”总体的各个环节。

　　第三个特征：“经济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根本因素”。换句话说，未来“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是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其发展与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将对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四 数据要素市场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创新驱动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黄奇帆先生解释“数字经济”为：“数字经济”就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化”以及“产业经济数字化”，并且把两者有机融合起来，就是数字经济的“融合创新”。

　　1.数字经济产业化：

　　一是，体现在“新连接”方面：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5G/6G、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现“万物互联”，并且在此基础上互联网经济从“拥有权”的零和博弈模式，走向“共享经济”的多赢模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不再物理般清晰，“价值最大化”越来越成为市场主流；

　　二是，体现在“新共生”方面：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的出现，预示着未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映射和交互程度会越来越实时和丰富；

　　三是，体现在“新赋能”方面：顶层设计下区域性集约化的数字新基建会越来越完善，数字高速公路的建成，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最基本的数字资源的新赋能。

　　2.产业经济数字化：

　　一是，“数据要素”作为第五要素，与传统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生产技术四大要素融合，并且逐步形成“乘数效应”，极大地促进传统行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提质增效；

　　二是，“数据要素”打通了原来“生产关系”中“老死不相往来”的上下游关系，进一步倒逼“流程再造”的模式创新，行业新的场景逐步显现新的市场机会；

　　三是，越来越多的新场景从量变到质变，驱动了产业重定义、行业市场重定义、认识世界方式重定义，行业数字化新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开始重新建立起来。

　　3.融合创新：

　　“数字经济产业化”与“产业经济数字化”两者的结合，其实就是创新的“源泉”。但是创新的成功率往往并不高，有文献报道大概只有20%的创新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的。那创新能否有方法来界定呢?“康威定律”给了我们一种评判标准：任何产品形态的创新，其实都是对其组织架构带来了“新利益”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来具体判断。当然这些方法对我们医疗健康领域“数字健康”的“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也同样适用，其核心就是对医疗机构而言，在组织架构上带来了有益的变化，从而形成“溢出效应”“0到1”新型的增量式发展价值。

　　一是，组织架构“沟通方式”通过系统设计充分地予以表达；

　　二是，线型系统和线型组织架构间有“异质同态特性”，也就是说系统流程图和组织架构图有高度同态性，新流程促进新型组织架构；

　　三是，各子系统间更要重视信息沟通和沟通结构的建立——沟通是解决组织间歧义的最好方式。沟通在基层就要建立，因为“上面看到的往往都是问题，下面看到的往往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是，大的系统组织比小系统更倾向于分解：基于以上沟通结构无所不在并且基层化的理念，松耦合的“微服务”架构下低代码API会逐渐成为技术架构主流。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而全”和“小而美”就这样辩证地对立统一起来。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保罗.萨默尔森提出了著名的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揭示了其内在偏好。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其行为都能揭示出其独有的私人信息。如果有足够多的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数据，就能够更精准地推断经济主体的私人信息。在传统的非数字化时代，这类数据的可获得性要么是不可能，要么获取成本极其高昂。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将经济主体的每一次行为数据化成为可能，大数据分析方法又使得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变得可行。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活动(行为)数据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企业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数据，这些数据又被提炼加工，以算法的形式回到消费者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互动中，降低了信息摩擦，提高了市场效率，这个过程即为“数据信息化”。因此构建了一个“活动数据化，数据信息化”的分析框架。“用数据来说话”——本质是通过“信息熵”来提供一种耗散结构，使系统(市场)从无序逐步走向有序，解决搜索摩擦、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摩擦”问题。

五 未来医疗卫生领域数据要素化发展展望

　　一是“急用先学”，培养行业数字化人才是当务之急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化人才来支撑。数字经济下，以卫生领域为例，未来数字化跨界融合型人才尤为宝贵。他们需要具备并不限于以下领域和基本能力：

　　1.规划与立项领域：

　　● 医院数字化战略规划能力；

　　● 医院各项业务需求管理能力；

　　● 医院IT计划管理能力；

　　● 医院IT项目预算管理能力；

　　● 医院IT项目立项管理能力。

　　2.项目实施与管理领域：

　　● 医院项目实施管理能力；

　　● 医院硬件基础设施环境搭建与管理能力；

　　● 医院软件技术设施研发环境搭建与交付管理能力；

　　● 医院各项目内部与外部沟通能力。

　　3.运维与服务领域：

　　● 医院IT项目交付后运维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 医院IT项目运维服务支持专项管理能力；

　　● 医院SIA服务等级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一致性管理能力 ；

　　● 医院供应商与外包服务管理能力；

　　● 医院ICT固定资产管理能力。

　　4.标准与架构领域：

　　● 医院架构与标准体系建设管理能力；

　　● 医院业务与应用架构建设管理能力；

　　● 医院数据与技术架构建设管理能力；

　　● 医院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能力；

　　● 医院网络与数据安全架构建设管理能力。

　　5.数据资产化领域：

　　● 医院数据资源化目录梳理与管理能力；

　　● 医院数据资产化产品研究与开发能力；

　　● 医院数据产品智能化开发、知识图谱建立、AI语义标注能力；

　　● 医院开放数据产品的估值与运营的能力；

　　● 医院数据产品场内场外交易登记管理能力；

　　● 医院数据要素化创新场景与创新转化能力。

　　6.数据安全管理领域：

　　● 数据安全制度与流程管理能力；

　　● 数据安全组织与人员管理能力；

　　● 数据安全监测与应急处置能力；

　　● 医疗人工智能合规与风险评价管理能力。

　　从上述能力域与各分项能力来看，目前我国医疗领域以信息化建设为主的人才结构，与数字化建设的整体要求来看，还存在很大的急需提升的空间。所谓“急用先学”、“急材先育”，所以当下多资源、多元化地开展行业数字化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二是“守正创新”，创造医疗数字化发展的“第二曲线”

　　我们要正确认识传统“信息化”与未来的“数字化”，在“底层逻辑”的主要关系和区别：

　　(1)未来“数字化”是传统“信息化”生长的“第二曲线” ，代表着比“信息化”更高的生产力形式 (“新质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更高的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来与之相适应。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也就代表着为社会“经济基础”注入了一种“新活力”；

　　(2)传统“信息化”虽然帮助我们在生产效率的提升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在改善应用体验、创新业务价值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在向着新空间拓展方面，是无法与未来“数字化”来匹敌的；

　　(3)未来真正的“数字化”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数字化” ，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化实践中“生产关系”的互相关联的推进过程 ，从而形成“数字化”新的“经济基础”。所以需要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法律体系、管理体制的全面进步来支撑。而这些层面是传统“信息化”无法企及和驱动的；

　　(4)从结果导向来看：传统“信息化”主要是以“流程驱动”来解决企业“效率问题”；未来“数字化”往往是以“数据驱动”解决行业的“效益问题”。所以从能效来看，未来“数字化”是传统“信息化”的高级阶段。

　　但是，在“第一曲线”越成功，就越难转换到“第二曲线”，也往往也是人类思维的“舒适区原理”在作祟。即使思想的变革已经达成，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碰到最难逾越的“非连续性鸿沟”。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拿起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软科学”以及物理、生物等复杂性“硬科学”的武器来武装和充实自己，并用好这些学科中的“第一性原理”来建立新的“逻辑奇点”，来解决全新系统的“守正创新”与“破立”关系。

　　三是建立“哲科思维”，打破隐含假设，创新医疗数智化服务新场景

　　从医疗信息化发展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基本遵循着“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建设原则。在最好的预期下，其所能达到的最佳建设成果就是通过“流程驱动”逐步解决医院内部运营的“效率问题”。但是离患者的用户体验以及医院核心价值的创新等“效能问题”，还是存在着较大的现实差距。

　　从科学范式的领域来看，医院信息化其实就是科学第一范式“归纳法”的具体体现。其内涵就是通过“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建设原则，经过行业业务专家和信息化专家，通过不断地观察、实验和调查概括出了医院“信息化”“流程驱动”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从材料中发现行业领域的普遍性或共性。这些方法无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它实现了一个通过归纳总结，从0到1、从无到有的质变过程，从而产生其自身的价值。

　　传统的归纳法范式的“信息化”，存在着一个“隐含假设”——假设未来时间是连续的、未来的空间是连续的。简而言之，就是假设“明天的太阳依然会从这里升起”。从现在的时间点来看：随着未来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来到、卫生领域医改不断走向深水区、“数据经济”下“数据要素化”不断走向深入、万物互联的互联网平台发展、医疗生态开放共享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不断扩展、人工智能与医学伦理的融合发展等，都对传统“信息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随着这些隐含假设的逐渐破局，发展进程中会碰到越来越多的“非连续性陷阱”，当然这也预示着未来医疗领域的“数字化”发展的“第二曲线”也必将到来。

　　从科学范式演变路径来看，未来“演绎法”可能会成为驱动新一代行业“数字化”发展新进程的重要科学工具。“演绎法”是从一般原理推理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小前提”以及“逻辑推理结论”是其核心方法。“大前提”和“小前提”是两个实体，实体对齐后，逻辑推理在两个实体的关系中展开，最后获得推理结论。其实这很接近与知识图谱的“三元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事物的“第一性原理”(元起点)出发，通过正确的且可解释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获得演绎后的新知识。

　　从演绎法的视角：我们基于众多的“第一性原理”为出发点，比如物理学的“还原论”、生物学的“进化论”的哲科思维。我们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事物，拆解成最小的“原子颗粒”使得其在底层的逻辑实体可以对齐和互联互通。然后按照“进化迭代”的原理，逻辑演绎成“新知识”对象，最后可以在新的场景里实现嵌入式可落地。这就是可演绎、可推理、可实践、可验证的医疗“数智化”服务场景的一种创新性新方法。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第一范式到第二范式的转型过程中，还会有很多“非连续性陷阱”横亘在我们面前。但只要我们秉持“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的建设原则，相信未来我们一定可以迎接“数字化第二曲线”春天的到来。

　　作者简介

　　曹剑峰，上海市卫生健康统计中心副主任(原上海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拥有30年的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工作经历：1991年进入上海市胸科医院开始从事医院信息化工作；1994年开始参与研发上海第一代医院信息系统(HIS)，对医院的业务流程有深刻的理解；2006年进入卫生行政部门——上海市卫生局信息中心，开始参与全市重点项目“公共卫生突发应急工程”、“上海市民健康网工程”的项目实施与管理工作，开始了市、区两级区域医疗信息化的探索；2015年开始负责上海市“社区综改和家庭医生责任制”和“1+1+1”分级诊疗”信息化支撑项目；2017年开始研究大数据DRGS医院病种指数用于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方法的探索；2018年开始在上海市拓展“健康云”——“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惠民移动服务平台的推广与应用；2019年开始探索建设上海“互联网医院”以及“互联网监管平台”建设。2020年参与组织实施上海市实事工程“支付一件事”，率先实现医保“脱卡信用支付”新模式，同年参与建设青浦“长三角智慧互联网医院”；2021年主持参与上海医疗便捷就医“数字化转型”七大场景中“互联互通互认”与“电子出院小结”两大场景建设；2022年秉持“12512”的理念，组织开展上海卫生健康信息标准化揭榜攻关项目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