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当前，对于技术“向善”的一点思考

自我筛查

我和很多人一样，经历过非典。2003年发生非典时，还是功能机的天下，社交网络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人还是通过传统媒体接受有限的信息。

相比之下，新型肺炎发生后，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舆情传播比病情扩散来得更为迅猛。

想想也对，当下，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十七年前全然不同：人手一部手机，每个人都是一个终端，随时随地在生产和传递信息，新型肺炎成为一场全民直播。

昨晚，一位不太熟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他感觉自己有点儿发烧和头晕，赶紧上网搜索新型肺炎的症状对照着来看，越看自己越像“中招”了。

那一瞬间，他想到了我，便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

我帮他对接了最近的医疗资源。随后，我意识到：身处“全民直播”时代的我们每个人，在信息轰炸中，也不知不觉提升了自己的主动健康意识。

我这位朋友就是很好的例子。

既然如此，一定要利用好这种来之不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技术主动前出对接，将这种微弱的、可能会随时消失的主观能动性，安全的引导至我们想要的地方。

就像小时候家里停电时，点上一根蜡烛，然后用手护送着微弱的烛光，穿过通风的走廊，到达每个房间。

我的设想是，当用户通过搜索引擎、轻问诊小程序等应用，搜索与肺炎相关的症状关键词时，系统会自动推送新型肺炎的自我筛查表给用户。筛查完毕后，系统还可以将科普内容以及周边的医疗资源（特别是政府明确的定点收治机构）推送给用户，供其选择。

让人欣慰的是，当我在构想时，在朋友圈也看到了类似的产品已经紧急上线（如下图），虽然功能简单，但是很暖心。

如果这种小程序能更加智能全面，并以二维码的形式张贴在车站、机场等人流密集区，加上官方背书，我相信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预问诊

我之前写过《智慧医院产品观：预问诊篇》。当时我对预问诊的定位是：预问诊可以看作患者的自我数字化标注，它可以引导患者告别就诊过程中的陋习，也可以作为医患“遭遇式“问诊的一道有效缓冲。

在新型肺炎发生后，预问诊再次被我“寄予厚望”：我希望更多的医院能在发热门诊等专门收治肺炎（疑似）患者的区域，引导（甚至是要求）患者在候诊时，尽可能的使用预问诊业务。

原因有三：

一是通过预问诊的专科模板，尽可能地让患者在接触医生前，在尚未产生倾诉欲望时，尽量客观公正的回忆病情，在模板引导下填写有价值的结构化内容。

二是如果出现大批量收治（疑似）患者的情况，可以通过预问诊提供的数据，对批量患者进行快速预判和分类；

三是我从记者对李兰娟院士的采访中了解到：从样本送检到出结果，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段话给了我灵感（详见下图）。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预问诊将患者从线下拉到线上，建立了绑定关系，那就有充足的理由和便利的条件去利用这宝贵的“两三个小时”，让这段时间“利益最大化”。

例如，在等待结果的两三个小时中，可以给患者微信里推送正规科普，或者推送调查表单，询问患者近期的行踪，接触过的重点人和联络方式等，获得更多宝贵的信息。

其他

最后，我想聊聊医患宣教。就在我写作的同时，微信群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关于肺炎的截图、聊天记录、自媒体文章等等，各种观点满天飞。

最初我觉得这样不好，但后来一想，这种舆论场上的过度活跃，既是全民社交时代的一种常态化，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数字时代的自然投影。

既然如此，不如改变思路，先针对一部分关键用户开展宣教工作。

这部分用户，主要是指上文中提到的，已经通过二维码从线下来到线上的用户，他们的情绪波动和压力状态都会强于其他用户。

我之前研究过医患宣教，在《医患宣教的产品化思考》中建议，宣教一定要采取最恰当的场景、产品形态和传播时机。特别是传播时机，在一些敏感时刻（比如自行搜索肺炎症状或者等待检查结果时），用户的行为会随着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此时如果能将恰当的宣教内容推送给目标用户，不仅是很暖心的一件事，更能提升他们对于现状的正确认知，提振自我信心，降低他们成为“超级传播者”的几率。

参考资料：

1. 媒体李兰娟院士采访：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99595

2. 【李楠专栏】医患宣教值得“小题大做”—— 一段患者宣教视频背后的产品化思考-HIT专家网 https://www.hit180.com/31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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